vz 其次，即使我们暂且忽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根本性差异，认为这两者属于同一套土地制度的宪法秩序，其具体表现也不可能是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第43条和第47条关于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农村土地原则上只能用于农业建设，征收农村土地按原用途给予补偿的规定，因为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并不是要建立国家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而是要彻底取消土地的资产价值，废除土地市场，并以计划—命令为基础的土地无偿划拨制度取而代之。
必先正乎名有其益处，但很多时候可能只不过枉担了名分。更重要的是，麦克温的二分范畴在这里运用的小前提就是有问题的。
具体到宪政史，麦克温说，它是对一连串摇摆不定的观念的记录。也就是说，政府可能会以宪法之名行专制之实，即在纸宪法和具体制度之间的对立比麦克温所说的宪法在iurisdicto和governmental之间的冲突更为根本与彻底。（周彤，《罗马法原论》．页33）。当然这时候的人民主权原则和民族国家出现之后的人民主权原则的差别不可以道里计，当另文细述。约翰·毛里·凯利在他的《西方法律理论简史》中，就以乌尔比安的这一原则为主线，梳理了罗马法以后的国家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扒罗剔抉，可谓详细之致，但问题在于他完全忽略了罗马法中的人民主权原则。
此外，麦克温指出，希腊的自然法与现代意义上的自然法意涵不一样，自然法在希腊并不是实定法的一个标准。此外，麦克温的那对范畴也无法解释雅典出现的各种政制，所以他索性就对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视而不见了。这11个法院均为一审法院，而最高行政法院（Verwaltungsgerichtshof）从此只作为二审法院，受理对一审行政法院判决的上诉。
对于中央或地方上级官署的处分不必经诉愿程序，可直接起诉至平政院。肃政史所提起之诉讼亦同。联邦行政法院负责审查联邦直接行政，其组织等由联邦法律规定。[32] 参见〔法〕裴德埒弥：《法国行政法》（上编），项方、张其棫、姜汉澄译，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第90-91页。
另依据《纠弹法》第1条规定，对于有违宪违法、行贿受贿、营私舞弊及溺职殃民事件的官吏，肃政史均可依职权迳呈大总统纠弹。[34] 《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行政诉讼，自中央或地方最高级行政官署之违法处分书或最高级行政官署决定书达到之次日起，除行程日不算入外，于六十日内提起之。
如藉此标准，民初的行政诉讼法无疑是继受于日本。三权分立为立宪政治一大原则无待赘述。但该规定仅为具文，现实中并未设置平政院、建立行政诉讼制度。（二）中央或地方行政官署之违法处分，致损害人民权利，经人民依诉愿法之规定，诉愿至最高级行政官署不服其决定者。
王宠惠认为，大陆法系设行政法院存在四种弊端：其一，需另设权限争议法院，给国家增添无益的负担，给人民造成诉讼程序上的烦难。这一规定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10条所继受。有委员指出：日本之所以采用一审制度，系因地方偏小、事甚简单、交通又甚便利，故而一审制度尚属可行。而法官本为独立，不畏行政威权。
[35] 参见〔日〕田村悦一『自由裁量とその限界』（有斐閣、1967年）6頁。但平政院或行政官署认为必要或依原告之请求，得停止其执行。
对于该草案的介绍，可参见沈大明：《晚清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的意义与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27-30页。7月14日，对三个法案二读审查。
平政院评事定额为15人，由年满30岁、且具有任荐任以上行政职三年以上或任司法职二年以上卓有成绩者担任，由平政院院长、各部总长、大理院院长及高等咨询机关密荐，由大总统从中选任。而《诉愿法》第4条规定，人民对于中央或地方官署的不当处分提起诉愿时，以中央或地方最高级行政官署的决定为最终的决定。故而，中国平政院的叫法未必是法国最高行政法院的对称。《平政院裁决执行条例》第3条甚至还规定，主管官署对于行政诉讼事件，不按照平政院裁决执行者，肃政史得提起纠弹，请付惩戒。1911年8月，据称《行政审判法》的草案已近完成，但未颁布。参见宋教仁：《论都察院宜改为惩戒裁判所》，（1911年8月2日、3日），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中华书局2011年第2版，第282-284页。
这与《行政诉讼法》（特别是肃政史的设置）之间具有思想上的渊源关系。在组织上，根据《平政院编制令》规定，平政院设院长一人，由大总统任命，指挥监督全院事务。
1922年12月，再次被任命为平政院院长。若强为行之，技术不精，保无有拘文牵义、昧于事实之武断？征诸法国关于私权之审判，平政院往往优于普通裁判所者，其例不可枚举也。
基于行政诉讼制度在行政法中的特别功能，《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和实施，可谓最终形成了中国行政法制大陆法系化的重要支点。[⑤] 《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1卷，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李秀清等点校，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701-702页。
对于肃政史可以撤销的规定，在审议中被认为甚为不妥，肃政史与人民事同，应一律对于已经提起的诉讼不得撤销。[⑥]但直至清朝结束，该草案也未能成为正式立法。参见《参议院代行立法院会议速记录》（第四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宗号39-（4），第2页。但考虑到中国实情，设置一两个行政裁判所必不够用，遍地设立却又耗费巨大。
之所以裁撤肃政厅而保留平政院，可能是因为肃政厅是袁记约法创设的制度，而平政院则是临时约法本来就有的制度。1914年《行政诉讼法》的相关研究是近十年来的一个热点，[②]但在制定过程、与外国法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专门研究仍显不足。
[29]评事在职时不得为政治结社及政谈集会的社员或会员，不得为国会及地方议会议员、律师、商业的执事人。故而建议中国行政诉讼法最好取二审制度。
杨绍滨：《北洋政府平政院述论》，《安徽史学》2003年第3期，第49-54页。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在立宪之后不久，均相继建立专门的行政诉讼制度。
7月17日，三个法案三读通过。[20] 时任袁世凯政府法律顾问的日本学者有贺长雄也反对天坛宪草否定平政院的做法，主张德日模式的行政诉讼。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系对于人民以为得附理由驳回之，至对于肃政史所提起者不适用此规定而加以例外者，乃系尊重国家设立肃政史之精神。在预备立宪中，设想的行政审判院及行政审判院法也先于宪法而制定。
立法已经预测了现实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形，司法者仅需适用，而无需解释乃至造法。如此明确地列于《行政诉讼法》之中，有助于理顺两种诉讼之间的关系。
在制度设计上，日本的行政法院及其行政裁判法成为中国行政诉讼制度取法的主要对象。结合《诉愿法》第3条规定，只有对于违法处分及其诉愿决定不服的，方可向平政院提起行政诉讼。
[15]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行政诉讼法从此诞生。第一章规定行政诉讼之范围，系专指人民一方面请求平政院行使审理之权。
